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八月二十九日红太阳配资，平壤城外的乾伏山上剑光如雪、刀戟森列。一位白发长髯的使者仅带家丁数人，走入阵中，脸上无半点惧色。
这年四月，日军在釜山登陆，入侵朝鲜，一路高歌猛进，六月就攻破了平壤。七月，明军援朝，结果在平壤惨败。正当朝鲜国王陷入绝望时，明朝又来了一位“游击将军”。此人名叫沈惟敬，虽是武职，但随从寥寥；看起来年老体弱，但口若悬河、胆气过人。
他对朝鲜国王说，明廷决定调发大军来救，先头部队已出关外，“非但恢复尔国，而直欲荡覆日本巢穴”。接着，他就马不停蹄赶往平壤，要一探倭人虚实。
沈惟敬来到平壤城下，派遣家丁沈嘉旺骑马入城，以明神宗的圣旨责问“朝鲜有何亏负于日本，日本如何擅兴师旅”。日军不敢怠慢，相约于八月二十九日会面议事。
沈惟敬气定神闲地走入刀光之中，他的对面，正是让明军吃了败仗的日军将领小西行长。
小西行长解释日本出兵的原因说，日本想要向大明朝贡，为朝鲜所阻，不得不兴兵。沈惟敬说道：“平壤以西，则中国地方，以东则朝鲜地，我不得管矣。”言下之意，日本侵略一事，暂不追究，但日军不可再进一步。
小西行长并不是好糊弄的人，他指着地图质问，这明明是朝鲜的土地。沈惟敬回答，朝鲜常在这里迎接圣旨，才建了许多宫殿，虽是朝鲜地，但归属于明朝。至此，双方的试探结束。
小西行长说要回去禀报，沈惟敬相约停战五十日。
此番交涉，沈惟敬以奋不顾身的勇气得到了朝鲜人的赞美。说动小西行长五十日不出城池，更是惊天壮举。在他回程途中，沿途的百姓千百成群，争相围观这位大英雄，感叹“何状男子，做如此事业”。
小西行长在面见沈惟敬的次日，专门写信称赞道：“大人白刃中容色不变，虽日本人无以加也！”沈惟敬志得意满地回复道：“尔不闻唐朝有郭令公者乎？单骑入回纥万军中，曾不畏慑。吾何畏尔耶？”古有郭子仪单骑退回纥，今有沈惟敬一人止兵戈。何其豪迈！
沈惟敬拖着五十六岁的身体，跋涉于异国的险山峻水，日行不过五十里。山高路远，道阻且长，但他知道，命运的转机已经到来。
五十六岁，怎么不是建功立业的好年纪呢？
▲沈惟敬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在任游击将军之前，沈惟敬从未当过官，就是一介平民。出身嘉兴，混迹市井，熬到暮年才混出头。这样一个“无赖”式的人物，是如何登上庄严的外交舞台的呢？
朝鲜人申钦在《象村稿》中记有一段沈惟敬的自述：“嘉靖年间，在浙直总督胡宗宪标下，用间谍鸩杀倭众。因此备谙倭国事情，上书于兵部，请往谕倭奴。”也就是说，沈惟敬早年从军抗倭，在胡宗宪部下立了战功，对日本事务颇为熟悉——凭着这份经验，他才获授以“游击将军”之名前往朝鲜“侦探敌情”。
天启《平湖县志》记载得更为详细。当地富豪沈坤，从武不从文，当过征银的小吏，荒年曾散尽公财赈济灾民，因而入狱。嘉靖年间，倭寇入境，沈坤带着儿子沈惟敬投身胡宗宪麾下。父子二人设计，满载有毒的药酒，假装要去犒劳明军，经过倭营，见到敌人立马弃酒而走。倭寇得酒大喜，开怀畅饮，死者无数。
日本东洋文库藏有一部《清溪沈氏六修家乘》，是晚清官员沈应奎修纂的族谱。据其记载，沈氏为平湖望族，第8世代活跃在嘉靖年间，其中刚好有一人名叫沈坤。清溪沈氏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，他们自拥兵甲，把持乡里，估计也做些走私生意，与倭寇关系不浅。后来，胡宗宪诱使倭寇据守沈庄，准备一举歼之，也不知怎么泄了密，倭寇遁走。胡宗宪断定是沈氏泄密，大兴牢狱，沈氏族人四散，彼此不能相通。这个版本有别于天启《平湖县志》的记载，沈氏族人到底是抗倭英雄还是泄密内奸，或者两重身份兼而有之，难以辨究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沈惟敬身上背负着浓厚的抗倭记忆。嘉靖御倭与万历朝鲜之役，于他人而言，或许是两场不相干的战争，但对沈惟敬来说，就是命运的延续。
嘉靖倭乱之后，沈惟敬流落京城。在那里，他认识了两个重要的人。第一个是沈嘉旺，幼年被倭寇掳去，成年后逃到京城，以卖水为生，后又投靠了沈惟敬。沈嘉旺之得名，就是出自沈惟敬之手。在沈嘉旺的帮助下，沈惟敬更加了解日本人。
第二个是袁某，当时兵部尚书石星的妾父。日本突袭朝鲜时，沈惟敬已经在京城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，他是不合法的流民，虽然生活无忧，但前途看不见一点希望。正是历史的一大变故，让沈惟敬有了往上爬的机会。经过袁某的引见，石星知晓了民间有一个熟知日本，还抗过倭的能人。与日本人打交道，必定需要这样的人才。
个体的命运会偶然分岔，但其背后，历史总是挥舞着必然之手。
嘉靖之后，明朝的危机已经越来越深。简单来说，朱元璋设计的祖制已经无法适应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。东南沿海的倭乱便是明证。朝廷无视民间力量的活跃，厉行海禁，使得海盗坐大。朝中人才济济，却没几个会干“脏活累活”。遏制走私、招抚海盗，需要熟悉商业规律，因势利导；对抗倭寇，需要收集海外情报，重视海防。这些技能，是一般科举出身者很难具备的。
当然，明朝的调整也不算太迟。胡宗宪的幕府创作了《筹海图编》一书，可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。该书的诞生，离不开内阁首辅严嵩的支持，离不开以军费为名的中央金援。一个是正在膨胀、集权的顾问机构，一个是特殊的财政支出。这些都可算作绕过“祖制”、适应现实的改革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一个有经验的平民担负外交使命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
浩浩荡荡的浪潮席卷而来，有人旁观，有人卷入其中，命运最公平之处就在于，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先化作灰烬。
▲胡宗宪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沈惟敬在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六月二十九日就抵达了鸭绿江南岸的义州。当时，兵部派出了许多间谍，任务包括侦察敌情、对日交涉，沈惟敬就是其中一员。“游击将军”只是一个假号，实际上，他干的是探子的活。
与小西行长达成的停战协议，其实是缓兵之计。会面之后，沈惟敬一边嘱咐朝鲜积极备战，等待明军到来再夺回平壤；另一边，他继续与小西行长保持联系，探明日本人的底线。日方透露的信息主要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日本想要从朝鲜借道朝贡；第二，日方愿退出平壤，但以大同江为界瓜分朝鲜；第三，朝鲜要向日本朝贡。
九月二十九日，沈惟敬带着这些情报回到北京。朝廷组织了阁部九卿科道会议，出具了一份《兵部帖》，对日方作出回应：要朝贡，不必从朝鲜借道，若有诚意，日本先得接受明朝册封，再来互市。另外，日本要罢兵回巢，归还平壤、汉城。
沈惟敬因为“探倭”之功，得以实授“游击将军”。十一月底，他带着《兵部帖》再入日营，假装交涉，麻痹日军。实际上，皇帝已经向经略宋应昌下了命令：“相机剿除，以绝后患。”沈惟敬还准备了数万顶帽子，赐给日本士兵，从而得知了日军人数红太阳配资，上报给朝廷。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正月初六，人多势众的明军突然出现在平壤城下，数百门火炮同时而发，天崩地裂，仅用了三天就攻克平壤。然而，明将李如松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率轻骑奔赴碧蹄馆，结果遭致大败。双方进入军事相持阶段。
战场上形势稍一变化，就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。原本情绪高昂的明军士兵，逐渐变得无心恋战，肉食者们也必须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日本人不好对付，还有必要在朝鲜耗尽国力吗？有没有一种和平的办法，能让日本退兵？
▲李如松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于是，议和的声音回荡在前线与朝堂之间，那个白发长髯的身影又变得显眼起来。
三月初，小西行长给沈惟敬写信，“恳求封贡东归”，一封求和的信同样来到了宋应昌的帐前。这月，宋应昌为沈惟敬请功，称其“数入倭巢，建功属国”，建议升为参将。四月，沈惟敬再度被起用，准备第三次入日本军营。
临行前，宋应昌对他说：“此间和议，汝既专主，我不当欺朝鲜，亦不敢诬朝廷，你须率策士五人，领倭众归日本，受关白降书以来。”也就是说，沈惟敬可以便宜行事，但任务非常艰巨：一是让日本撤军，二是让丰臣秀吉上表谢罪。
在此之前，沈惟敬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一颗豹子胆，游走于三国之间，名为讲和，实为间谍，结果明朝满意、日本敬重、朝鲜感激，不可谓不成功。他本就干过“鸩杀倭众”之事，密探一事自然是信手拈来，然而，命运却给了他一个骑虎难下的新角色——外交使臣。
▲小西行长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沈惟敬的外交之旅一开始进行得相当顺利，日军归还了平壤和汉城，撤兵至釜山一带，朝鲜迎来了久违的和平。但很快，议和就陷入了死局。
明朝的态度是：日本想要和谈，必须进入东亚体系中来——作为“天下秩序”的固有规则，“册封”就像入场券一样，是和谈的前提。进场之后，与朝鲜同为属国，就不能随意侵犯了。搞“小中华秩序”不行，搞“一国之下，万国之上”也不行。
丰臣秀吉议和的条件主要有六条：一是和亲，即迎娶明朝公主；二是恢复贡市；三是明日通好；四是割取朝鲜庆尚、全罗、忠清、江原四道；五是朝鲜王子、大臣入质日本；六是朝鲜权臣宣誓效顺日本。
明朝从未有过和亲的先例，如果日本通过“和亲”成为明朝惟一的子婿国，无疑可以大大提升其国际地位，使其凌驾于明朝其他藩属国之上。
割取朝鲜四道，其实是想以领土引诱明朝一起瓜分朝鲜。然而，丰臣秀吉可能无法理解，明军援救朝鲜，并不是为了占有土地，而是出于天朝上国对藩属国的庇护之责，以及维护边疆安全的需要。
朝鲜王子、大臣入质日本，也就是承认朝鲜为日本藩属。
这三条在明朝主导的东亚体系中是不可想象的，就连放在奏章里给皇帝看的资格都不可能有。可以看出，日本一直游离于天下秩序之外，并试图挑战这一规则，他们对于天子没有敬畏，对于上国没有认同。
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六月，丰臣秀吉将他开出的条件用汉文抄写交给小西行长等四人带回釜山。同时，还有一封写给沈惟敬的信，信里夸赞“（沈）将军勇赴敌营，实猛将也”。丰臣秀吉的意思很明显，小西行长等人可全权代表我进行谈判，用汉文书写就是告诉沈惟敬日方的最大要价。
摆在沈惟敬面前的，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他很快找到了解题的关键。对明朝而言，天下秩序是不可动摇的，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留有非常多的余地。日本只要摆出投降的姿态请求朝贡，尊奉明朝为上国，这样，即便背后搞点小动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。
与小西行长交涉之后，沈惟敬便从釜山带着使者内藤如安前往北京请求封贡，可惜降表写的太差，虽然请求封贡，但言语狂悖，不合规矩。于是，沈惟敬又去了一趟釜山，带来了新的降表。在这份降表中，日本先是将战争责任全推给朝鲜，是狡诈的朝鲜居中离间，让日本不得朝贡，才导致了这场战争。接着请求册封，请求朝贡互市，日本对明朝愿意“世作藩篱之臣，永献海邦之贡”。
当沈惟敬焦头烂额地与日方不断交涉之时，明朝中央也陷入了长时间的党争。主战派与主和派相互攻击，朝廷反复讨论要不要册封，要不要互市，仿佛朝鲜局势已经完全安定下来了。最终，还是朝鲜国王无法忍受卧榻之侧的日军，亲自出面为日本题请册封，明朝才决定册封丰臣秀吉。
▲朝鲜宣祖画像（据传）。图源：网络
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十二月，内藤如安等了一年多，终于来到了北京。他指天为誓，与明朝订下了“三事”之约，即“釜山倭众尽数退归”，“一封之外，不许别求贡市”，“修好朝鲜，共为属国”。让人不禁怀疑，猖狂的日本人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
一般认为，沈惟敬与小西行长为了达成和议，欺骗各自君主，分别向上报告对方答应了全部条件。
实际上，沈惟敬的和谈还是颇有进展的。他虽有欺骗之举，却并无出卖明朝利益的行为。
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）四月下旬，沈惟敬再至釜山，宣读明神宗册封敕谕。小西行长迅速回日本向丰臣秀吉汇报，并带回丰臣秀吉颁发的最新命令，里面说只要朝鲜王子入质，日本占领之地可以归还，日本的军事据点可以毁掉。
朝鲜后来并未向日方遣送王子，但日方仍然废毁了大部分倭城。
谁能想到，不可能的任务近乎完成了。虽然，沈惟敬向明朝隐瞒了朝鲜王子入贡的条件，小西行长则在“恢复贡市”上对丰臣秀吉有所回避。但这已经是一个使臣智力和能力的极限了，换成任何一个人，也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。一个奔波于前线的使者，即便能便宜行事，又能决定什么。他的上面是经略、提督，经略、提督上面是兵部尚书石星，石星上面是内阁，内阁上面还有一个喜怒无常的皇帝。
当明、日两方快要达成和议时，朝鲜的利益却被有意忽略了。在朝鲜看来，日本“陵暴我国，焚烧我宗庙，屠戮我赤子，挖掘我陵墓，系掳我王子”，是不共戴天之仇，议和等同于放任朝鲜陷入亡国之境。然而，朝鲜不可能向天朝发脾气，只能将不满都撒在了沈惟敬身上——他们宣称，明朝皇帝并不想议和，而是被沈惟敬这样的主和派蒙蔽了。于是，人人敬仰的大英雄转瞬就变为人人唾弃的“奸贼”。
沈惟敬曾给朝鲜大臣柳成龙写过一封信，里面说，冰道难行，马匹羸弱，朝鲜的陪臣样貌佝偻，也无才干，这样如何与日方交涉呢？他考虑过写给国王，但觉得不妥，于是向柳成龙求助，希望他从中斡旋，劝说国王从大局出发，给予帮助。可见，朝鲜故意阻挠和议进行。
山高路远，道阻且长，沈惟敬好不容易才找到出路，又如何会在意一个藩属国的怨恨呢？
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八月，明朝使团与朝鲜通信正副使一道前往日本，准备册封丰臣秀吉。本来朝鲜不想派人，但拗不过明、日两国外交集团的坚持，只能不情不愿地派出一个小使团。
在册封典礼上，丰臣秀吉发现自己只得到一个日本国王的空头衔，其它什么也没得到，于是面红耳赤地骂道：“大明封我为日本国王，岂有此理！我自然是日本王，何由明之来许！”盛怒之下，他决定再度兴兵攻伐朝鲜。——这段叙述来自日本江户时代学者的记录，而日本学者又参考了明代史家诸葛元声的《两朝平攘录》。但事实上，这份记载多有不实之处。
明朝使者在册封之后向兵部提交报告（这份报告见于朝鲜的《宣祖实录》），里面说丰臣秀吉高高兴兴地完成了册封仪式，还宴请各位使者。沈惟敬劝其赶紧撤兵，丰臣秀吉却说朝鲜不够真诚，希望明朝能处分朝鲜。
朝鲜使者黄慎在日记中记载，丰臣秀吉本想让他们参加册封典礼，由于他们不配合，于是动火，拒绝他们参加典礼，并且说朝鲜无礼至此，不可讲和。
一个西方传教士弗洛伊斯在《日本报告书》里说，丰臣秀吉认为万历皇帝给了他很大的面子，所以他对沈惟敬等人的招待十分周到。可是，他对朝鲜人却很生气，不让他们参加册封仪式。沈惟敬想要调停，给丰臣秀吉写信道：“他们或许应该受到惩罚，但是，即使惩罚了他们，您也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啊。”丰臣秀吉读信之时，“内心好似被一个恶魔的军团给占据了，他大声叱骂，汗出如涌，头上好似冒起一股蒸汽”。
可见，丰臣秀吉暴怒的真正原因是朝鲜不敬。
关于丰臣秀吉为何要发动侵朝战争，存在许多说法，但他本人的说法应该最为重要。丰臣秀吉从不曾掩饰自己的目标：“直以其军进冲朝鲜，席卷明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。”他还为自己造势：“予当于托胎之时，慈母梦日轮入怀中，相士曰：日光之所及，无不照临。”日照万物，说白了就是尽有天下，取中国而代之。
战争之前，丰臣秀吉就计划瓜分明朝了，他与部将约定，如果攻下明朝，将赐予加藤清正“明土二十国”。当丰臣秀吉得知占领汉城的消息后，很快就发布了“明征服二十五条计划”。其中第十八、十九条说：“恭迎天皇行幸北京，奉京城周围十国之地以为畿内；以秀次（即丰臣秀次，丰臣秀吉养子）为大唐关白，与之百国之地等等。”
只不过，明朝军队的出动，让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伟业受挫。于是，坐下来谈判议和，接受东亚世界的规则，就成为他“退而求其次”的权宜之计，也是唯一选择。日本似乎总是请求朝贡互市，其实是在伪装自己的野心，扩张领土和成为朝鲜的宗主国才是其真实的目的。为此，日本一退再退，直到最后，朝鲜依然不臣服，这才有了丰臣秀吉的暴怒。
日本不可能放弃挑战东亚体系，朝鲜不可能屈服于日本，明朝不可能让日本在东亚体系中凌驾于朝鲜之上。这是一个“不可能三角”，朝鲜战场只能再现战火。
得知丰臣秀吉暴怒的那一刻，沈惟敬应该知道自己的努力已经付诸东流，或者说，他的所有努力从一开始就是虚妄的。他虽然理解了“天下”的本质，却无法猜透东亚体系中的异类——日本的想法，就连朝鲜人的反抗他也估计不足。
当然，哪怕他都能搞懂，也注定会失败。最佳的处境，就是不要担任议和代表，可惜的是，这不是他能决定的。
▲丰臣秀吉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正月中旬，加藤清正率部7000余人登陆朝鲜南部口岸机张、西生浦，摆开再侵朝鲜的架势，以武力向朝方施压。半个月后，消息传到北京，此时主战派占据上风，主和派失去支持，明朝不再寄希望于和谈，决定出兵。
这样一来，如何处置主和派，成为朝廷需要考虑的一件大事。
和议进行之时，就有不少流言蜚语。有人说主和派允诺和亲，有辱国威，实际上这个条件在一开始就被否决了。沈惟敬作为对日和谈首席代表，也身陷“和亲”传闻，一度遭到褫官处分。对此，兵部尚书石星为其叫屈，说是主战派故意陷害，建议对沈惟敬不赏不罚。相比于朝鲜前线，北京这一战场更加令人恐怖。
六月，日方坚持朝鲜王子必须入质，回复明朝不会撤兵。于是，朝廷马上逮捕身在前线的沈惟敬，械送入京，两个月后，又抓了石星。最后，沈惟敬被以“潜通外国”“欺君”“谋叛”之罪论处。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九月深秋的一个凌晨，石星在刑部的监狱中病死。几天以后，沈惟敬人头落地。
沈惟敬入狱之后，朝鲜人倒是很内疚。甚至有人上疏请求国王相救：“沈大人为小邦而来，累年于斯，将陷重罪，小邦君臣，皆怀冤闷，不知所喻。何策可以申救？”然而，朝鲜毕竟要依仗明军击退倭寇，自然不可能触皇帝的霉头，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后来，还有人怀念沈惟敬，“其人亦断断为我，无他心肠也”，并指责“我国坐视石、沈两人之祸，不肯走一介伸救，是可忍耶？”功过是非已经很难厘清了。
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，万历朝鲜战争结束十年后，日本入侵琉球王国，成为琉球的宗主国。明朝得知消息，只是将琉球二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，以示惩罚。琉球同时向明、日两边朝贡似乎预示着，东亚体系已经开始解体了，不守规矩的挑战者并未放弃过扩张的幻想。等到女真人夺得天下，东亚各国就越发离心离德了。
丰臣秀吉虽然早就死了，却像个幽灵一样飘荡在岛国上方。近代以来，日本不断发动战争。它可以令人动容地倡导“东亚解放”和“共存共荣”，却毫无愧色地侵人疆土、杀人父兄、毁人宗庙；它又可以向西方学习，“脱亚入欧”，却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抛弃国际秩序。
从这一点看，它既不是东亚世界的代表，也不是近代国家的一员。它是困在十六世纪的一个幽灵。
参考文献：
[明]诸葛元声：《两朝平攘录》，《中国野史集成》第28册，巴蜀书社，1993年
(韩)崔官：《壬辰倭乱——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3年
郑洁西：《跨境人员、情报网络、封贡危机：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》，上海交通出版社，2017年
陈尚胜：《壬辰战争之际明朝与朝鲜对日外交的比较——以明朝沈惟敬与朝鲜僧侣四溟为中心》，《韩国研究论丛》第18辑，2008年
(日)城地孝：《再论沈惟敬》，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，2017年
韩东育：《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（1592—1945）》红太阳配资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，2013年第4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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